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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有可信的货币之锚吗dd

发布时间:2021-01-21 09:44:43 阅读: 来源:烟盒厂家

今天,我们还有可信的货币之锚吗?

在主权国家越来越难以有效管制全球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的国家化进而政治化就是常态。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暂时仍由美元支撑着,但美国与非美国因素都在不断侵蚀着这一支撑。在世人还没有看到这一支撑被替代之前,国际货币体系步入了更加不确定的时代。

什么是当代货币的锚?还没看到哪个经济学家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锚,是经济学的借语。正像船舶,没有錨,就难以停靠港湾,只能四处漂泊。除非人们不希望币值相对稳定,否则,货币就需要锚链住,使之既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浮动,又不被台风巨浪吹跑。

在迄今为止大部分人类历史里,贵金属价值被视作货币之锚。今天则已是纯粹的纸币本位,货币完全摆脱了所有贵金属的束缚。

贵金属,尤其黄金,在上世纪初一直被凯恩斯诅咒为“野蛮时代的遗物”。自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后,货币便进入了异常“干净”的时代,就像暴风雪吹打并最终覆盖了的茫茫大地,只剩下单一白色了。这是否意味着与“野蛮时代”一刀两断,而进入了崭新的“文明时代”呢?

有人说,物价是当今货币的锚。单凭中央银行依物价指数而频繁调整货币政策看,尤其不少中央银行还实施“通胀目标制”,情况似乎如此。但这实际上是循环论证。因为,物价仅是商品价值的货币体现。商品降价并不意味着货币一定少了或币值上升了,因为很难分清是货币少了的原因还是实际购买需要下降了。反之,亦然。

当今任何一种纸币已然离不开主权国家的法律和政治确保了。当然,你可能马上反驳说欧元就并非如此。但看看运行了10年之后即陷入危机泥潭,至今仍然看不到根本转机的欧元,只能在消失与倒逼主权集中统一之中予以选择,你的反驳就不那么有力了。如果像熊彼特所说的“创造货币就是创造信用”,那纸币就完全是一种信用了。信用,如果说纸币还有锚,恐怕也就是这种信任了。

问题是,这种锚太脆弱,以致难以起到锚链的作用。不同于金本位的是,主权政府确保币值稳定的承诺早已失去可信性。除了缺失那种由黄金流动引领的自动调节机制外,币值稳定性已不被作为“单一优先”的货币政策目标了,更谈不上唯一目标了。如此状况,怎么会有足够的信任呢?没有了信任之后的货币创造,怎么是在创造信用呢?在各主权政府都不将自己的纸币稳定性视为头等之事,怎么可能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与否当作主要事务?维系汇率机制稳定性也就变得更不可信。

如同各国纸币,国际货币体系同样没了可信的锚。作为如今主要国际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美元、欧元、日元,在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道路上越来越吃力。表面看,美元显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锚。但美元已然也是没了真实锚的纸币。美元币值的浮动,几乎全部出于美国自身经济政治所需。至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美国人宣称是“勉为其难”,追求这一地位的热情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对美元币值不稳定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动荡,或使一国经济过于受美国经济周期影响的埋怨,并不能引起多少美国人的关心。美国人日益倾向重复尼克松政府时的那位财长康纳利的那句话:“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于是,有人拾起了凯恩斯在上世纪40年代的提议,将全球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创建国际货币单位“bancor”。并将这一建议,嫁接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其“特别提款权”,用作国际储备货币,代替美元,超越特定主权政府政策的困扰。

且不说,哪30种商品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标准又是什么?难有客观一致的明确界定,即便能解决问题,也不管篮子里的商品有多少是什么,然而如同主权纸币,这是在循环论证,照样难以确保超主权储备货币是适量的。更不用说,诸如特别提款权这样的超主权货币,缺失了主权货币所具有的特定国家法律的强制保障,而完全依赖于国际社会的广泛信任与合作。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主要教训恰恰是,国际合作是脆弱的,至少在维持某种特定国际货币秩序方面是脆弱的。

也许人有会说,可通过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和监督来确保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运行。可是,作为安排的一部分,IMF一成立即陷入尴尬与失败。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期,各成员国也没有将其当回事,何况在其崩溃40多年后的今天!

《协定条款》第4款规定,各成员国调整汇率平价时,须提前72小时报告IMF并得到其允许,但作为创始成员国的英国在1949年9月18日决定贬值英镑汇价时,只提前24小时通知IMF,到1967年11月18日再次将英镑贬值17%时,只提前1小时间告知IMF。可想而知,哪里还谈得上经过IMF批准?

哈耶克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中,竭尽全力呼喊货币的去国家化,追求完全由纯粹的市场力量来选择决定货币及其币值。哈耶克的这一想法,在贵金属本位时代都没有实现,就更不用说如今的纸币时代了。

在哈耶克的“世界大一同”梦想实现之前,货币的国家化进而政治化就是常态。在主权国家越来越难以对全球资本流动予以有效管制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只好放弃控制货币汇率。货币政策的政治化,致使汇率浮动并不完全是市场力量的反映,何况市场力量也不都是建设性的。

汇率机制已不是一个主要政策目标了,而是变成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工具。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暂时仍由美元支撑着,但是,美国与非美国因素都在不断侵蚀着这一支撑。在世人还没有看到这一支撑的替代之前,国际货币体系步入了更加不确定的时代。(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如果创业与创新成了国人的梦想

说来说去,中国梦,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途径,让每个人能走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什么中等发达国家陷阱,什么丧失人口红利,只要有了创业精神,其实都不可怕。创客多了,社会就能不断进步,国家也就有了长治久安。

□张晓晖

最近出现了个词儿叫“创客”,创业者。真好!马云、马化腾固然是创客,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摊位都是创客。现在买套煎饼果子,都有专门的包装纸袋,上面印着品牌,电话,即使是个临街小窗户,也有着自己的事业。

虽然宏观经济走到了降速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新常态,但微观细胞仍显示着隐隐然的活力,比如大大小小的网店,走街串巷的快递。如果创业、创新成为中国人的梦想,那么中国创造的梦想也就不遥远了。

创业能让底层的人向上走,就赋予了整个社会活力。社会本来就容易板结,阶层的跨越会越来越难,一方面是因为利益集团筑成的门墙,另一方面,板结又有其客观原因,比如基因遗传。《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石光荣的长子石林,从小看着沙盘长大,他当军官就是比别人有优势。部队大院里的同学说起三大战役来一套套的,外交部子弟说起西洋音乐小说来一套套的,能工巧匠的孩子,心灵手巧的就更多一些,知识分子的孩子考分就高一些,这也许是遗传,也许是耳濡目染。各行各业的家族化是客观存在,布什、肯尼迪家族,就出政治家;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家族就出金融家。

但是,社会仍要主动打破阶层板结,为阶层穿越创造条件,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要是发展到老鼠儿子只能打洞,不能干别的,不允许山窝窝飞出金凤凰,那就快完了。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社会要想持续进步,就要给人希望,给人往高处走的途径,当然走不走是自己的事儿。

我国的专制皇权社会能持续两千多年,就是因为有稳定的上行渠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东西在说书人的嘴里成了定场诗,朗朗上口,也就变得脍炙人口。润物无声,不知不觉就让百姓树立了价值观。何况,除了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百姓还能获得尊严,中了秀才,见县太爷就不用下跪了。

专制社会的上行渠道说来不少,读书呢,可以中进士,朝廷一般有比例,贵胄子弟、世家子弟是受限制的,普通百姓子弟不能少于四五成,就算中不了进士,如果够精明,还可当师爷、幕僚、清客,为地方上作贡献,也能给保个官儿。学武的,可考武举,也有进士、举人、秀才等专业职称,都能弄个或大或小的武官儿,要是赶上打仗,就有机会升官,要是立了擎天保驾的功劳,那就封妻荫子,世代公侯了。

朝廷里的利益集团当然希望自己的子弟都混上去,枝蔓相连,盘根错节,枝叶相护,骨肉相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头脑明白的皇帝就很重视选拔民间人才。为什么?因为升米恩斗米仇,你提拔一个贵胄子弟,他会觉得理所应当,是他祖上有德,官儿给小了,还不满意呢。而把一个贫寒士子提拔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光宗耀祖,皇恩浩荡,人家自然感恩戴德,肝脑涂地了。这样,皇权才坐得稳。

所以,皇帝提拔民间子弟,并非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而是巩固皇权的需要。但这毕竟让国家的肌体实现了血液循环,且不断吐故纳新。

回到我们现实社会中,往上走的机会主要是招工、参军、考学三条。但从农村跳出来真不容易,招工机会很少,城里人对参军都眼热,更别说乡下了,考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到了文革,连高考都没有了,城里的就业机会都没了,那么多知识青年只好上山下乡,连老干部、知识分子也去劳动改造,一句话,人往低处走了。

那时候人往高处走的机会也有,那就是当造反派,但座位毕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上来,靠着写几句诗,小靳庄农民就都能进革委会么?不行,大部分还是得种地。

读书没用,学手艺也没用,于是人们的生活也就犬儒化了,打家具、学菜谱、织毛活儿,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小日子弄得滋润一些。记得一位副教授炫耀他的研究成果:每天吃二十个蛾子,母鸡每月可多下一到两个蛋,小子,记住喽,一件衬衣不是等于三十斤大米么?我这儿六百个蛾子等于一两个鸡蛋!就这样,研究《资本论》的副教授每晚在路灯底下打蛾子,用600个蛾子去创造每月1-2个鸡蛋的价值。这就是他人力资本的产出。

幸运的是,拨乱反正来了。恢复高考,等于开了一扇龙门,再后来,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民工潮,都给了人往高处走的机会。即便不能在城里安家落户,至少能攒些钱把乡下的新房子盖起来。城里呢,下海热,人口往京沪穗深迁移。人往高处走了,一个国家也往高处走了,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命力。

说来说去,中国梦,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途径,让每个人能走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不安于现状的可去创业,谨慎小心的老老实实守住个摊位也能安身立命,只要努力,就能各有所获,各得其所,这个社会才能进步。

什么中等发达国家陷阱,什么丧失人口红利,只要有了创业精神,其实都不可怕。创客多了,社会就能不断进步,国家也就有了长治久安。过去说,六亿人民六亿兵,现在要都是创客呢?几百万的国家,一个创新不过几百万人用,而中国这么大,13亿人口,创新推广起来纵深极大,不得了,了不得,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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